懲罰性賠償制度是英美法中國外懲罰性賠償制度 的一種民事損害賠償制度國外懲罰性賠償制度 ，這是與補償性賠償制度相對應的賠償制度，也是英美法中頗具爭議的法律制度之一。國外懲罰性賠償制度 我國于1993年頒布的《消費者權益保護法》，首次以特別法的形式確定了懲罰性賠償制度，這是我國民事責任立法的重大突破。對懲罰性賠償制度存在的理論依據、社會功能、適用范圍與條件進行了認真…

在德國、日本、瑞士等有代表性的大陸法系國家，雖未設立懲罰性賠償制度，但并未對外國法院作出的具有懲罰性賠償的判決一律不予承認與執行，而是傾向于采取個案審查、區別對待，有條件地承認和執行外國法院的懲罰性賠償判決。

懲罰性賠償是法律國外懲罰性賠償制度 的強制性規定國外懲罰性賠償制度 ，具體分為三個級別，分別是兩倍賠償、三倍賠償以及十倍賠償。十倍賠償是食品安全法的特別規定，因為食品安全比一般消費品更為重要，因此食品安全法提高國外懲罰性賠償制度 了懲罰性賠償。法律依據國外懲罰性賠償制度 ：《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 第五十五條 經營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務有欺詐行為的，應當按照消費者的要求增加賠償其受到的損失，增加賠償的金額為消費者購買商品的價款或者接受服務的費用的三倍；增加賠償的金額不足五百元的，為五百元。法律另有規定的，依照其規定。經營者明知商品或者服務存在缺陷，仍然向消費者提供，造成消費者或者其國外懲罰性賠償制度 他受害人死亡或者健康嚴重損害的，受害人有權要求經營者依照本法第四十九條、第五十一條等法律規定賠償損失，并有權要求所受損失二倍以下的懲罰性賠償。

一、懲罰性賠償制度適用的范圍 (一)適用對象——經營者與消費者主體身份的確定 《 消費者權益保護法 》規范的是經營者和消費者的行為及其之間的關系，依照該法第55條的規定，懲罰性賠償的承擔者是經營者，賠償的受益者是消費者。何為經營者，何為消費者?這正是《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適用范圍。因此，確定懲罰性賠償的適用對象，關鍵就在于明確《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中的經營者、消費者，也就是明確該法的適用范圍。 何為經營者，《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對此并未作出規定，該法僅在第3條規定了經營者的行為狀態，即為消費者提供其生產、銷售的商品或者提供服務。《 反不正當競爭法 》第2條將經營者定義為從事商品經營或者營利服務的法人、其國外懲罰性賠償制度 他組織和個人，依照法律的體系解釋方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中的經營者也應當是以營利為目的，為消費者提供其生產、銷售的商品或者提供服務的人。 何為消費者，這是關系到《消費者權益保護法》適用范圍的根本性問題，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旨在保護消費者的合法權益，消費者范圍的界定問題是其核心問題，關系到《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調整范圍。”依照《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2條的規定，消費者是指為生活消費需要購買、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務的人。 (二)適用條件——經營者存在欺詐行為、消費者受到誘導 依照《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55條的規定，懲罰性賠償的適用條件是經營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務有欺詐行為。有關規定，即“一方當事人故意告知對方虛假情況，或者故意隱瞞真實情況，誘使對方當事人作出錯誤意思表示的，可以認定為欺詐行為。”從欺詐行為的構成要件來看：首先，行為人要在主觀上存在故意，過失不存在構成欺詐的問題;其次，行為人要有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的行為;最后，行為人的行為能夠誘使對方當事人作出錯誤的意思表示。這三者缺一不可，方能構成欺詐行為。有人認為，《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中的欺詐不同于民法意義上的欺詐，只要經營者有欺詐行為，不論消費者主觀上是否因此產生錯誤的認識，均可適用該法定55條規定的懲罰性賠償。本文認為這種觀點值得商榷，《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與其他民事法律規范統一構成國外懲罰性賠償制度 我國民事法律體系，既然其他法律規范對于欺詐行為已經作出界定，如無另外規定，對于同一法律術語應當作出一致的解讀似乎更為妥當。 確定了欺詐行為的構成要件，懲罰性賠償的適用條件也應當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經營者存在欺詐行為;二是消費者受到誘導。這里就產生理論界和實務界多年來一直爭論不休的話題——懲罰性賠償與知假買假。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食品藥品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實施之后，因司法解釋作出特別規定，食品、藥品這一特殊消費領域的知假買假適用懲罰性賠償，這已是定論。然而，日常生活中的大量商品和服務交易并不屬于食品、藥品消費領域，這些交易不受該司法解釋的調整，那么，《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中的懲罰性賠償是否適用于這些交易中的知假買假?對此，盡管有不少人持肯定主張，但從法律規定及民法理論進行分析，本文依然認為《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中的懲罰性賠償不適用于知假買假。 1.從知假買假者的主觀目的來看，其購買假貨無論是基于牟利目的，還是基于打擊制假售價的社會公益目的，都均與《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所規定的“為生活消費”不符合。 2.知假買假者是一種“明知故犯”的行為，即便銷售者在商品或服務的宣傳或標識等方面存在虛假成分，但這并不足以導致知假買假者作出錯誤的意思表示，故知假買假并不符合《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所規定的“欺詐行為”這一要件。 3.在民法理論上，“尊重個人意思自治，個人取得權利，負擔義務，完全取決于個人自由意思。契約之內容、方式、成立及契約對方當事人之選擇，聽憑當事人自由，國家不作干預”這是近代民法契約自由原則的集中體現。對于知假買假而言，買受人明知是假貨卻仍然出資購買，購買假貨完全是其個人意愿，無論其主觀上具有何種功利性目的，都不能否認其是在全面了解所購商品或服務的背景下自愿與對方訂立契約的事實，對于這種自愿且不損害他人利益的行為，法律不宜再介入調整。對此，***教授曾介紹：在有些國家，買受人明知商品有瑕疵的，出賣人不承擔責任，不僅不能要求賠償，而且不能退貨，在與日本學者談及知假買假的情況時，日本學者也介紹這種情況在日本不受法律保護。盡管在食品、藥品這一特殊消費領域，經司法解釋的強制性規定，知假買假仍適用懲罰性賠償，但這并不能擴張至所有的日常生活用品及服務的消費領域。因此，除食品、藥品外，知假買假不能適用《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中的懲罰性賠償。 二、 懲罰性賠償適用中的幾種例外情形 《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宗旨既要保護消費者的合法權益，也要維護社會經濟秩序，促進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即便是在為了生活消費而購買商品或服務的情況下，懲罰性賠償也不是毫無例外的適用，基于公共利益或政策的考量，本文認為懲罰性賠償的適用還存在以下幾種例外情形。 (一)購買實行政府定價行為的商品或服務 根據《 價格法 》的規定，我國商品和服務的價格分為市場調節價、政府指導價和政府定價三類。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我國絕大部分商品和服務都實行市場調節價，但對于極少數事關國計民生的商品或服務，實施政府指導價或政府定價。對于這類商品或服務(諸如家庭供電、水及燃氣等)，消費者支付價款進行消費，目的也是為了家庭日常生活之需。如果經營者在提供商品或服務時存在欺詐行為，消費者能否主張《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中的懲罰性賠償?一來這些商品或服務涉及國計民生，經營者在經營過程中沒有定價權，消費者也很難說有自主選擇，雙方之間的交易不是參照市場化運營的方式進行的;二來由于接受這些商品或服務的人量大、面廣，如果適用懲罰性賠償，有可能導致經營者難以為繼，最終損害的是社會秩序和廣大用戶的根本利益，這不符合《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立法宗旨，因此購買這些商品或服務不適用懲罰性賠償。 (二)具有公益性質的教育或服務 以學校教育和醫療服務為例，從我國目前的現狀來看，盡管以盈利為目的的私立幼兒園、學校、醫院不斷出現，但就總體上而言，教育機構和醫療機構公共性、公益性的根本屬性沒有也不會改變。學生進學校讀書、患者到醫院看病，雙方雖然存在著經濟上的交易，但這種交易與市場上經營者和消費者之間的交易有根本不同。況且，對于此類教育或服務，我國也制定了大量法律 法規 ，能夠滿足糾紛解決的需要，無需《消費者權益保護法》進行調整，當然也不能適用懲罰性賠償。 (三) 商品房 買賣 為居住、生活之需購買商品房的人是否屬于《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中的消費者?出賣人在售房過程中存在欺詐行為的， 購房 人能否依照《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規定主張懲罰性賠償?對此，本文認為，房屋并非一般的產品，進入流通領域的房屋也不同于一般的商品，我國《 產品質量法 》第三條就明確將包括商品房在內的建設工程排除在該法規定的產品之外，依照民法體系解釋的方法，對于《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中的商品也應當作出同樣的理解。對于商品房買賣領域的欺詐行為該如何處理，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 商品房買賣合同 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已有特別規定，結合《 民法典 》（自2021年1月1日起實施）等法律的規定，即便出賣人在售房過程中存在欺詐行為，購房人的權利也可以得到救濟，故商品房買賣中的欺詐行為也不能適用懲罰性賠償。 由上文可知，懲罰性賠償制度并不是適用于一切情況的，在面對相關問題時我們應該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不可盲目照搬套用，否則，懲罰性賠償制度將適得其反。設立懲罰性賠償制度不是目的，而是法律賦予法官制裁懲罰不誠信行為的一種手段。相信這一制度的不斷發展完善會為市場經濟注入新的活力。

; 1、國家法制國外懲罰性賠償制度 的統一 《侵權責任法》中關于產品責任的規定與《食品安全法》中關于食品責任的規定之間是一般法與特別法的關系。《食品安全法》關于懲罰性賠償數額規定為“消費者可要求支付價款十倍的賠償金”國外懲罰性賠償制度 ，《侵權責任法》關于懲罰性賠償數額規定為“被侵權人有權請求相應的懲罰性賠償”。為統一一般法與特別法國外懲罰性賠償制度 ，可考慮十倍的懲罰性賠償金。考慮到前述《食品安全法》確定的懲罰性賠償基數不盡合理的原因，可將《侵權責任法》中“相應的懲罰性賠償”解釋為不超過被侵權人實際損失十倍的懲罰性賠償金。 《侵權責任法》和《食品安全法》系規定侵權領域民事責任的法律，《合同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和《關于審理商品房買賣合同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系規定合同領域民事責任的法律。兩者在懲罰性賠償的規定上應協調。如果將《侵權責任法》中“相應的懲罰性賠償”解釋為不超過被侵權人實際損失十倍的懲罰性賠償金，與《合同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和《關于審理商品房買賣合同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等法律有關懲罰性賠償的規定不沖突，能妥善解決法律之間的協調問題。 2、國家整體及各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 國外懲罰性賠償制度 我國屬于發展中國家，雖國家整體實力較強，但人均GDP還較低，整體經濟發展水平不高，發展方式粗放，企業抗風險能力較弱。同時，我國各地經濟發展很不平衡，東西差距和城鄉差距都較大。這些因素決定國外懲罰性賠償制度 了法官不宜確定過高數額的懲罰性賠償金。但司法解釋規定“不超過被侵權人實際損失十倍的懲罰性賠償金”并不意味著法官就要按最高數額判罰，而只是為不同侵權情形預留空間，法官還是要根據各種因素綜合確定懲罰性賠償金數額。 3、大多數國家懲罰性賠償的數額標準 當前，美日歐與我國貿易量在我國對外貿易量排名中處于較前位置，我國消費者購買美日歐的產品相對較多。而我國的懲罰性賠償無論是適用范圍，還是賠償數額都遠低于美日歐的標準，為維護我國消費者的利益，制裁國外生產者的傲慢，我國懲罰性賠償應設定較高的賠償數額，從而遏制國外生產者對我國消費者的不法產品侵權行為。 4、被侵權人的訴訟成本 在某些情況下，受害人遭受的實際損害數額不高，而侵權人從侵權行為中所獲得的利益巨大。對于侵權人的行為，一方面受害人很難對因果關系進行證明，因而很難勝訴;另一方面，由于實際損失很小，受害人獲得的實際補償金也許不能沖抵其提起訴訟的費用，從而不愿提起訴訟。這樣就難以達到制裁侵權人和遏制不法行為的目的。為鼓勵受害人為獲得賠償金而提起訴訟，可考慮設定應支付的懲罰性賠償金最低數額。考慮到不同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可規定最低數額為500—2000元不等，然后由各高級人民法院根據當地實際確定具體的最低數額。 5、侵權行為社會危害程度 如前所述，懲罰性賠償是一個帶有公權參與色彩的民事救濟手段，它關注第三人和社會。這就使懲罰性賠償具有協助執法機構執法,完善社會管理機制的功能，進而填補民法、刑法二元分割造成的法律調整的“相對空白”，制裁那些不構成犯罪但具有一定社會危害性的不法行為。在制裁這種帶有“犯罪”性質的不法行為時，不法行為的社會危害程度自然就是確定懲罰嚴厲程度的參考因素，即確定懲罰性賠償金數額的參考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