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產損害賠償 糾紛屬于侵權糾紛范圍賠償問題屬于什么糾紛 ，侵權是指侵犯賠償問題屬于什么糾紛 他人的人身財產或 知識產權 ，依法應承擔民事 侵權責任 。 侵權行為 發生后，在侵害人與受害人之間就產生了特定的民事權利義務關系，即受害人有權要求侵權人履行財產賠償。 《 民法典 》第一千一百七十九條 侵害人身的財產損害賠償范圍侵害賠償問題屬于什么糾紛 他人造成 人身損害 的，應當賠償 醫療費 、 護理費 、交通費等為治療和康復支出的合理費用，以及因誤工減少的收入。造成殘疾的，還應當賠償殘疾生活輔助具費和 殘疾賠償金 。造成死亡的，還應當賠償 喪葬費 和 死亡賠償金 。

《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條規定賠償問題屬于什么糾紛 ，因當事人一方賠償問題屬于什么糾紛 的違約行為，侵害對方人身、財產權益的，受損害方有權選擇依照本法要求其承擔違約責任或者依照其他法律要求其承擔侵權責任。既然法律賦予了當事人的訴權選擇的權利，人民法院在審理此類責任競合案件時，就應依當事人的權利選擇而決定應適用的相關法律。在司法實踐中，恰恰在這方面出現了較多問題。例如有些案件當事人的訴訟理由是違約之訴，但訴訟請求卻是侵權訴請；而法院在審理時并未要求當事人進行權利選擇，徑而在歸責原則上適用違約之訴的理由，賠償范圍上卻采取了侵權行為的賠償標準，造成適用法律上的混亂與執法尺度的不一。因此，本文試之從侵權賠償之訴與違約賠償之訴在歸責原則、構成要件與賠償范圍等角度加以說明二者的不同之處，以期對大家有所裨益。 一、二者在歸責原則、構成要件上的區別 民事侵權行為多分為一般侵權行為和特殊侵權行為。一般侵權行為是指行為人因過錯而實施的適用過錯責任原則和侵權行為的一般構成要件的侵權行為。其構成要件有四：一、損害事實的存在；二、違法行為與損害事實之間有因果關系；三、侵權人主觀上有過錯；四、侵權行為的違法性。特殊侵權行為是指基于與自己有關的行為、事件或其他特別原因致人損害，依照民法上的特別規定或者特別法上的規定應負責任的侵權行為。例如國家機關或其工作人員執行職務中的侵權行為；無民事行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的侵權行為；法人工作人員的侵權行為；污染環境的侵權行為；因高度危險作業、地面施工、建筑物等物件、飼養的動物等引起的侵權行為等。 根據《民法通則》及有關特別法的規定，侵權責任的歸責原則包括過錯責任原則、無過錯責任原則和公平責任原則。過錯責任原則是一般侵權行為的歸責原則。按過錯責任原則，行為人僅在有過錯的情況下，才承擔民事責任；沒有過錯，就不承擔責任。無過錯責任原則，也稱為無過錯責任原則、客觀責任原則或嚴格責任原則，主要是指沒有過錯造成他人損害的，依照法律規定由與造成損害原因有關的人承擔民事責任的歸責原則。適用無過錯責任原則時，行為人若能證明有法定免責事由，即損害結果是由于不可抗力、受害人故意、第三人的過錯造成的，則不負損害賠償責任。 公平責任原則，又稱衡平責任原則，是指在當事人雙方對造成損害都沒有過錯，且不能依法適用無過錯責任原則，使受害人遭受重大損害得不到賠償且顯失公平的情況下，人民法院根據雙方當事人的實際情況，按公平合理觀念判定由雙方分擔損失的一種歸責原則。依照公平責任的目的來說，公平責任的適用須具備以下條件：一、損害的發生必須屬于侵權行為法調整的范圍，而不屬于合同法調整的領域；二、損害的發生必須屬于法律沒有特別規定適用無過錯責任原則或者沒有規定行為人沒有過錯可以不承擔民事責任的場合；三、損害須是比較嚴重的，即如果由受害人自己承擔損失在社會公眾觀念上認為是不合理、不公平的；四、對于損害的發生須是當事人雙方都沒有過錯。 違約責任的歸責原則相對于侵權行為的歸責原則來說，簡單了許多。違約行為的主要類型有兩種，預期違約和實際違約。《合同法》第107條將違約責任的歸責原則確立為嚴格責任，改變了《民法通則》及原經濟合同法等有關法律將違約責任規定為過錯責任的做法。依據該規定，違約責任的構成要件是單一的，即只要客觀上有違約行為，而不考慮違約方有無過錯。 但是，這畢竟是在《合同法》總則部分作出的原則性規定，對于在分則部分各個有名合同的具體規定中，對違約行為的歸責原則并未完全堅持無過錯責任原則。例如在客運合同中，承運人對運輸過程中旅客的傷亡承擔損害賠償責任時，適用無過錯責任原則；對旅客自帶物品毀損、滅失，則適用過錯責任原則，即承運人有過錯的，才應當承擔損害賠償責任；又如在保管合同和倉儲合同中，保管人對保管物、倉儲物的賠償責任，同樣適用過錯責任原則，即只有因保管不善造成保管物倉儲物毀損、滅失的，保管人應當承擔損害賠償責任。 二、二者在賠償范圍賠償項目上的區別 侵權行為的法律后果，是侵權人應當承擔賠償損失、返還原物、恢復原狀、停止侵害等民事責任，其中以賠償損失為其最基本、最主要的民事責任形式。賠償損失包括財產損害賠償和人身損害賠償。 在侵權法理論中，賠償財產損失一直是堅持“填平”原則，即應賠償因侵權行為造成現有的、實際發生的損害（也當然包括發生的合理費用）為限。此類財產損失大可分為兩類：一、財產應該增加的而沒有增加，即積極損失；財產不應減少的而予以減少，即消極損失。人身損害賠償相對于財產損害來說，則要復雜和完備得多。 人身損害賠償，按照民法通則及有關司法解釋的規定，賠償的項目因造成損害后果的不同，可分為三大類：一，造成受害人一般傷害的，侵權人應賠償醫療費、住院費、交通費、伙食補助費、護理費、營養費、誤工費等；二、造成受害人殘疾的，除賠償第一大類外，還應賠償殘疾生活補助費，被撫養人生活費、殘疾用具費、殘疾賠償金等；三、造成受害人死亡的，除賠償第一大類外，還應賠償喪葬費、死亡賠償金等。需要說明的是，隨著近年來精神損害賠償研究的逐漸深入，精神損害賠償的適用范圍及標準已經基本確定，最高人民法院于2001年3月8日公布了《關于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確定了精神損害撫慰金包括三種形式：造成受害人殘疾的，為殘疾賠償金；造成受害人死亡的，為死亡賠償金，以及其他情形的精神撫慰金。 違約責任的損害賠償范圍，在財產損害賠償部分，應該說比侵權財產損害賠償的范圍要大。除了對于財產的直接損失，應予全部賠償外，對于財產的間接損失，賠償問題屬于什么糾紛 我國《合同法》采取了可預見性限制原則。它既大大加強了對守約方利益的保護力度，又防止這種間接損失的賠償范圍不能隨意擴大，采取了不得超過違反合同一方訂立合同時應當預見到損失為限。因此間接利益的損失，包括債權預期的全部數額以及遲延履行的違約金損失，造成其他財產利益損失等等，均有可能得到賠償。 至于因違約行為造成的人身損害賠償案件中，它的賠償范圍是否與因侵權行為造成的人身損害賠償一樣呢？從立法的本意以及現有的法律規定來看，答案應是否定的。 因違約行為造成的人身損害賠償也好，財產損害賠償也罷，它的最顯著的特點就是因“違反約定”而賠償，因此法律規定違約賠償可以以定金、違約金、賠償金的形式出現。在人身損害賠償的諸多項目中，精神損害賠償是被排除在外的。因為精神損害賠償，其實質是象征性的補償、撫慰性質，既談不上實際損失之說，更談不上事先約定，它完全是從侵權行為的賠償范圍演化邇來。 通過以上的比較可以看出，違約賠償之訴與侵權賠償之訴在歸責原則、要件構成與賠償范圍上存在著諸多差異。我們在司法實踐中，應嚴格把握二者的適用標準，真正作到有法必依，執法必嚴，切實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 違約之訴還是侵權之訴需要慎重選擇 侵權行為和違約行為既有聯系又有區別，二者均屬違法行為，均是侵犯他人合法權益的行為，但是二者的區別也是比較明顯的。二者在歸責原則、責任構成要件、舉證責任分配、免責條件、賠償項目、訴訟管轄等許多方面有較大區別。 《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條規定，因當事人一方的違約行為，侵害對方人身、財產權益的，受損害方有權選擇依照本法要求其承擔違約責任或者依照其他法律要求其承擔侵權責任。在這里，法律經賦予了受損害方選擇侵權之訴還是違約之訴的權利，具體選擇侵權之訴還是違約之訴，要綜合各種因素、權衡利弊之后做出有利的選擇。下面試舉兩例說明如何正確地選擇訴訟請求。 案例1:甲乘坐乙的運營車輛，乙不慎將車開入路邊溝中，造成甲受傷，事故經交警部門認定乙負全部責任。甲如何選擇案由才能更好地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 這種情況，不妨選擇侵權之訴，因為侵權之訴的賠償項目中包括精神損害撫慰金，選擇違約之訴，無法得到精神損害撫慰金。 案例2: 甲乘坐乙的運營車輛，乙的車輛與丙的農用車相撞，造成甲受傷，事故經交警部門認定，乙、丙負同等責任。乙有賠償能力，丙賠償能力有限。甲如何選擇案由才能更好地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 正確的做法是選擇違約之訴！雖然選擇違約之訴，無法主張精神損害撫慰金，但是選擇乙有賠償能力，選擇違約之訴，可以保證判決得到實際履行。如果選擇侵權之訴，雖然可以支持精神損害撫慰金，但是，這種情況屬于屬于連帶責任還是按份責任，在司法實踐中有爭議，許多法院按照按份責任來處理，在選擇侵權之訴的情況下，不出意外，即使不起訴丙，乙也一定會申請追加丙作為共同被告參與訴訟，如果判決乙、丙各承擔一半的賠償責任，那么將導致其中一半賠償無法得到實際履行的結果。 訴訟有許多技巧，法律更是賦予了當事人很多的選擇，在遇見法律問題時，最好的做法是聽取專業人員的建議或直接聘請專業人士代理。比如人身損害賠償案件，在賠償項目和賠償標準上有許多文章可做，切不可誤以為只要看了《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就能應付。

裁判要旨

律師違法執業或者因過錯給當事人造成損失賠償問題屬于什么糾紛 ，其所在的律師事務所依法承擔賠償責任后向該律師追償產生的糾紛不屬于勞動爭議糾紛，律師事務所可以直接向法院提起追償權之訴，而不應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先行向具有管轄權的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申請仲裁。

相關法條

1.《中華人民共和國律師法》第五十四條

2.《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第二條

上訴人(原審被告)賠償問題屬于什么糾紛 ：北京某律師事務所

被上訴人(原審原告)：何某

基本案情

北京某律師事務所(以下簡稱某律所)向一審法院起訴請求：判令何某向某律所支付2 662 357元。事實和理由：何某為某律所的律師，2009年11月某律所與淮南某房地產開發公司(以下簡稱某房地產司)訂立《法律服務合同》，約定由何某為某房地產司相關人員提供移民加拿大的法律服務，服務費用總額為7 000加元。何某在履行合同過程中，以工作項目變更、工作量增加為由向某房地產司另行收取了75 000加元及200萬元人民幣，總計收取了2 514 357.5元人民幣，但未再簽訂新的法律服務協議或者補充協議，而其承辦的法律服務事項至今未完成。某房地產司向北京仲裁委員會提起仲裁，要求某律所退還其全部款項并按照同期貸款利率的四倍支付利息。最終某律所與某房地產司達成和解協議，根據仲裁調解書，某律所向某房地產司退還移民費用514 357.5元、保證金200萬元、利息10萬元并支付仲裁費47 999.5元。某律所認為，何某未能為委托人某房地產司解決相關法律問題并造成某房地產司經濟損失，且未在簽署新的法律服務協議或補充協議的情況下向某房地產司收取合同以外費用，使某律所作為國際化大型律師事務所陷入“合同外亂收費，不合理收費”的巨大風險中，其行為應被認定為在執業過程中存在重大過失行為。根據律師法相關規定，律師違法執業或者因過錯給當事人造成損失的，由其所在的律師事務所承擔賠償責任。律師事務所賠償后，可以向有故意或者重大過失行為的律師追償。故某律所訴至法院。

審理結果

北京市一審法院于2017年4月18日作出民事裁定:駁回某律所的起訴。北京某律師事務所不服向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提出上訴。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于2017年11月22日作出民事裁定：一、撤銷 北京市一審法院民事裁定;二、本案指令 北京市一審法院審理。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第二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的用人單位與勞動者發生的下列勞動爭議，適用本法：1、因確認勞動關系發生的爭議;2、因訂立、履行、變更、解除和終止勞動合同發生的爭議;3、因除名、辭退和辭職、離職發生的爭議;4、因工作時間、休息休假、社會保險、福利、培訓以及勞動保護發生的爭議;5、因勞動報酬、工傷醫療費、經濟補償或者賠償金等發生的爭議;6、法律、法規規定的其他勞動爭議。在本案中，某律所以追償權糾紛為由，向何某主張權利。依據在案的證據，雙方當事人之間因本案引發的糾紛不屬于上述法律規定的勞動爭議的范疇。故一審裁定認為某律所主張何某在執行職務過程中給某律所造成損失，要求賠償，屬雙方在履行勞動合同過程中發生的爭議，在未能協商解決的情況下，某律所應先行向具有管轄權的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申請仲裁，缺乏事實及法律依據，本院應予以糾正。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律師法》第五十四條的規定，律師違法執業或者因過錯給當事人造成損失的，由其所在的律師事務所承擔賠償責任。律師事務所賠償后，可以向有故意或者重大過失行為的律師追償。故某律所依法享有向何某主張追償權的訴訟權利。

《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規定，對于勞動爭議糾紛，雙方不愿調解、調解不成或者達成調解協議后不履行的，可向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申請仲裁;對仲裁裁決不服的，除法律另有規定的外，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因此，對于一般的勞動爭議糾紛，現行法律規定的是仲裁程序前置制度。而律師事務所與律師之間的關系是否屬于勞動關系，雙方發生的糾紛是否屬于勞動爭議糾紛，尤其是律師違法執業或者因過錯給當事人造成損失，其所在的律師事務所依法承擔賠償責任后向該律師追償產生的糾紛能否界定為勞動爭議糾紛?實踐中在處理上存在諸多爭議。本案的核心問題是，法院能否直接受理某律所對何某提起的追償權之訴。更由此延伸出的問題在于，用人單位在對勞動者的職務侵權行為對外承擔賠償責任后，向勞動者追償的，法院是作為一般民事案件審理，還是按照勞動爭議案件處理。

一、律師事務所與律師的法律關系

《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實施條例》第三條規定：依法成立的會計師事務所、律師事務所等合伙組織和基金會，屬于勞動合同法規定的用人單位。而根據律師在律師事務所承擔的職務和地位劃分，律師又分為合伙人律師、主任律師、提成律師、授薪律師及實習律師等，稱謂差異的背后是其與律師事務所之間截然不同的法律關系。因此，在認定律師與律師事務所之間糾紛性質上，不能一概而論，需要首先關注雙方之間的法律關系。

《律師法》第十五條的規定，合伙人按照合伙形式對該律師事務所的債務依法承擔責任。在律師事務所內部，合伙人律師又分為不同的等級，有些合伙人律師是作為律師事務所的投資人，與律師事務所共擔風險、共享收益、共負盈虧;有些合伙人律師只是名義上的“合伙人”，為了便于分級管理，實質上與提成律師或授薪律師一樣，均為獨立執業律師，其提供的勞動是律師事務所業務的組成部分，因此，律師事務所內部既有勞動關系又有合伙關系。在律師事務所中專職從事法律事務并領取固定工資或底薪的律師與律師事務所之間實際上屬于勞務關系，雙方就勞動報酬產生的糾紛，顯然屬于勞動爭議，應當按照勞動爭議的有關規定處理。其他涉及律師事務所與律師之間因合伙利益的分配方式及具體利益分配等問題產生的爭議，實際屬于平等主體之間的糾紛，應當按照普通民事糾紛來處理。

二、勞動爭議糾紛的界定

界定勞動爭議糾紛的目的在于確定不同的糾紛解決路徑，凡屬于法律規定范圍內的勞動爭議糾紛，一般都要先申請仲裁，對仲裁裁決結果不服的，才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未經仲裁而徑行起訴的，法院應當裁定不予受理或者駁回起訴。《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第二條對勞動爭議糾紛以列舉的方式作出了明確規定。該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的用人單位與勞動者發生的下列勞動爭議，適用本法：(一)因確認勞動關系發生的爭議;(二)因訂立、履行、變更、解除和終止勞動合同發生的爭議;(三)因除名、辭退和辭職、離職發生的爭議;(四)因工作時間、休息休假、社會保險、福利、培訓以及勞動保護發生的爭議;(五)因勞動報酬、工傷醫療費、經濟補償或者賠償金等發生的爭議;(六)法律、法規規定的其他勞動爭議。從該規定內容看，勞動爭議糾紛一般具有兩個特征，一是該糾紛僅限于勞動者與用人單位之間，不涉及其他第三方。二是該糾紛與勞動者的勞動合同、勞動保障、勞動報酬等存在密切關系。

對于未簽署勞動合同情況下，如何認定勞動者與用人單位之間存在勞動關系，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在《關于確立勞動關系有關事項的通知》中作出了界定。該通知對用人單位未與勞動者簽訂書面勞動合同時，勞動關系如何認定規定了三個要件：(一)用人單位和勞動者符合法律、法規規定的主體資格;(二)用人單位依法制定的各項勞動規章制度適用于勞動者，勞動者受用人單位的勞動管理，從事用人單位安排的有報酬的勞動;(三)勞動者提供的勞動是用人單位業務的組成部分。

因此，在用人單位與勞動者未簽訂勞動合同的情況下，雙方是否存在勞動關系，需要嚴格按照上述要件進行審查。具體到本案，某律所與何某之間因何某涉嫌故意或者重大過失執業導致的追償糾紛是否屬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第二條規定的勞動爭議糾紛范圍，需要考慮如下因素：第一，在形式上，某律所與何某之間并未簽訂書面勞動合同。第二，在管理上，何某可自行決定工作時間、工作內容及休息休假，從未從某律所處領取固定工資或底薪，其承辦業務不受某律所委托。涉案業務并非某律所委派何某完成，實系何某自行聯系且所簽合同并未有某律所印章確認。第三，本案并非某律所與何某之間因勞動關系、勞動報酬、勞動保護等產生的內部爭議，該爭議在具體處理中具有一定的外溢性，必然涉及到對下述問題的認定，如何某是否存在違法執業或者過錯執業?客戶的損失具體數額有多大?何某行為與客戶損失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系?大成律師是否應當先行賠償?某律所賠償的數額是否應當全部向何某追償等。綜上，何某與某律所之間無論是形式上還是內容上的管理關系都非常松散，雙方之間類似于一種掛靠關系，而非勞動法規定的(用人單位)管理與(勞動者)被管理的關系，因此雙方之間所產生的糾紛不屬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第二條。

三、法院受理律師事務所追償權之訴的合理性

對于用人單位因勞動者的職務侵權行為承擔賠償責任后，向勞動者追償的糾紛是否屬于勞動爭議，并適用勞動仲裁前置程序，在理論上存在不同的觀點，法院之間的裁判結果也大相徑庭。

《侵權責任法》第三十四條規定：用人單位的工作人員因執行工作任務造成他人損害的，由用人單位承擔侵權責任。雖然該條并未明確用人單位是否可以向勞動者追償及如何追償，但并不意味著用人單位沒有向勞動者追償的權利。《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司法解釋》第九條規定：雇員在從事雇傭活動中致人損害的，雇主應當承擔賠償責任;雇員因故意或者重大過失致人損害的，應當與雇主承當連帶賠償責任。雇主承擔連帶賠償責任的，可以向雇員追償。實際上，在《侵權責任法》草案審議報告中曾有建議增加用人單位的追償權，但法律委員會最后還是未予通過，其認為不同行業、不同工種和不同勞動安全條件，其追償條件應有所不同，在什么情況下可以追償，情況比較復雜，本法難以作出一般規定。用人單位或雇主的追償權問題，宜由人民法院在審判實踐中根據具體情況處理。隨后，最高人民法院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條文理解與適用》對用人單位是否享有追償權的問題做了說明，在審判實踐中如果用人單位能夠舉證證明侵權行為是由于其工作人員故意或者重大過失造成的，且該行為超出了法律賦予的職權或單位的授權范圍，用人單位可以向該工作人員行使追償權。既然追償權屬于侵權責任法中的規定，那么用人單位據此提起的訴訟當然屬于一般民事糾紛，而非勞動爭議，不需要仲裁前置。

《中華人民共和國律師法》第五十四條規定：律師違法執業或者因過錯給當事人造成損失的，由其所在的律師事務所承擔賠償責任。律師事務所賠償后，可以向有故意或者重大過失行為的律師追償。由此可見，律師法中的規定與侵權責任法司法解釋的說明高度契合，律師事務所對律師的追償權顯然應當認定為民事案件受理。就本案而言，某律所因何某違法執業在依法承擔賠償責任后，向法院提起的追償權之訴，法院不應當認為屬于勞動爭議糾紛而駁回起訴，而應當直接受理并作出實體判決。

四、司法裁判的價值導向

在法律沒有明確規定情況下，法院行使自由裁量權時需要考慮司法裁判的價值導向，將社會公眾引向真善美，倡導公正文明效率。本案的基本情況是，何某違規執業，主觀上存在故意或重大過錯，其職務侵權行為導致某律所代為賠償二百余萬元。在此情況下，該案如界定為勞動爭議案件，則意味著法院將駁回某律所的起訴，隨后某律所將申請勞動仲裁，對仲裁裁決不服再迂回到法院起訴。程序上如何曲折回轉，不利于糾紛解決。勞動法的基本理念在于對勞動者給以傾斜性的保護，如果本案被認定為勞動爭議，則何某將可能因其故意違法行為獲得實體利益。更為重要的是，如果本案被界定為勞動爭議案件，則本案裁判文書將可能成為何某對某律所提起勞動爭議之訴的證據材料。在此情況下，我院直接將本案認定為追償權糾紛，并要求一審法院依據律師法直接作出實體判決，體現了法院裁判對不法行為的及時制裁和禁止違法者從訴訟程序中獲利的價值導向。

案例點評：

司法實踐中，律師違法執業或者因過錯給當事人造成損失，其所在的律師事務所依法承擔賠償責任后向律師追償，此類案件是勞動爭議糾紛還是追償權糾紛爭議較大。糾紛性質界定的差異直接導致糾紛解決路徑、當事人訴訟成本及司法裁判價值導向的迥異。本案例明確了此類糾紛不屬于勞動爭議糾紛，律師事務所可以直接向法院提起追償權之訴，而無需依據勞動爭議仲裁調解法的規定先行提起勞動爭議仲裁，不僅對同類型案件的審理具有參考意義，而且鮮明的體現了法院對不法行為的及時制裁和禁止違法者從訴訟程序中獲利的價值導向。

裁判心得：

本案的核心問題有兩個：一是律師與律師事務所之間的法律關系是否為勞動關系;二是用人單位向勞動者追償是否應當按照勞動爭議案件處理。由于法律規定不明確，理論認識不一致，實踐情形較復雜，導致審判中法律適用極不統一。此時，法官需要在嚴格依法的基礎上，充分考慮司法裁判價值導向，充分行使法律賦予的自由裁量權，敢于作出關鍵性裁判，以確立正確的行為規則。